宽容的事例

吕蒙正初入朝堂时，有一朝士指着他说：“这小子也参政？”吕蒙正装着没听见。而与吕蒙正同列的人却几次让吕蒙正追问那个人是谁，吕蒙正不允，说：“若知其姓名，怕以后不能忘记，所以还是不问的好。”吕蒙正后来终于成为北宋的宰相。

加拿大总理化敌为友之术
（宽容是一种自信的力量）

出生于平民家庭的加拿大前总理让·克雷蒂安，其貌不扬，一耳失聪，连英语也说不好，可这样一个小人物却能在政坛上平步青云，三度登上总理宝座屹立不倒，成为加拿大政坛的“常青树”。克雷蒂安的成功之道在于不树敌、肯助人，有“宰相肚里可撑船”的胸襟。1993年保守党在大选中惨败，失去总理宝座的保守党主席坎贝尔难辞其咎，被迫辞去党主席职位。赢得胜利的克雷蒂安总理给失去栖身之所的这位昔日对手，拨了一间办公室和一个秘书，让她从容整理文件。一年后，克雷蒂安又给失业的坎贝尔准备了可任选其一的两个职位———驻俄国大使或驻洛杉矶总领事，坎贝尔选择了后者———一份年薪12万加元、部长级待遇的工作。克雷蒂安就是这样以其过人的容人之量把宿敌化为朋友。

为宽容而斗争的房龙
（宽容是社会民主水平的标示）

《宽容》一书的作者是杰勒德·威廉·房龙。1944年，他因工作过度疲倦引发心脏病而去世，享年62岁。他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和第二次世界大战之中用自己的笔有力地抨击着纳粹、法西斯。

《宽容》的另一种版本的名字就叫《人的解放》。他清醒地指出，宽容这个词从来就是一个奢侈品，购买它的只是智力特别发达的人。事实上，有史以来，所有的不宽容都是以某种神圣的名义垄断真理，从而扼杀个人权利和个性自由。房龙强调说，在现今的世界上，对宽容的需要超过了其他一切。他让我们看到，现代的不宽容，无非“用机关a88枪88a和集中营武装起来”以代替“使用地牢和缓慢燃烧的火刑柱”的中世纪的不宽容，历史不见得有什么进步；他说，现今距离宽容一统天下的日子需要一万年，或者十万年。也就是说，对于现代人来说，宽容只是一种梦想，一种乌托邦，怎么办？房龙没有因此把问题悬置起来，他反对那些持与宽容完全对立的理论，意在摧毁我们脚下的基石的“白蚂蚁”们大谈宽容。他在《宽容》一书中写道：“只要这个世界还被恐怖所笼罩，谈论黄金时代，谈论现代化和发展，完全是浪费时间。”他接着说：“只要不宽容是我们的自我保护法则中必不可少的一部分，要求宽容简直是犯罪。”宽容不是纵容，在这里，提倡宽容，即意味着跟不宽容的势力、“偏执和暴徒精神”作斗争。

乔羽夸奖杨钰莹
（宽容地对待犯过错误的人）

曾与福建厦门远华大案有着密切关联的女歌手杨钰莹，在惨遭媒体抨击、嘲讽乃至人身攻击后，京城演唱会居然掌声如潮、鲜花不断、赞赏有加，据说连号称“词头”的著名词作家乔羽老爷子都当场夸奖“杨钰莹是个好孩子”。有人欣喜地写文章说：乔老爷子是在以一个长辈的宽大与包容，呵护、鼓励着一个曾经有过那样“问题”的后生。这就是今天的文明，更是今天的进步。

丘吉尔的风度
（宽容是一种人生境界）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不久，在全民大选中，丘吉尔落选了。他是个名扬四海的政治家，又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中领导英国人民取得反法西斯胜利的英雄。对于他来说，落选当然是件极狼狈的事，但他坦然对待。当时他正在自家的游泳池里游泳，这时秘书气喘吁吁地跑来告诉他：“不好！丘吉尔先生，你落选了！”不料丘吉尔却爽然一笑说“好极了！这说明：我们胜利了！我们追求的就是民主，民主胜利了，难道不值得祝贺？朋友劳驾，把毛巾递给我，我该上来了！”真佩服丘吉尔，那么从容，那么理智，只一句话，就成功地再现了一种极豁达大度宽容的大政治家的风范！还有一次，在一次酒会上，一个女政敌高举酒杯走向丘吉尔，并指了指丘吉尔的酒杯，说：“我恨您，如果我是您的夫人，我一定会在您的酒里投毒！”显然，这是一句满怀仇恨的挑衅。但丘吉尔笑了笑，挺友好地说：“您放心，如果我是您的先生，我一定把它一饮而尽！”妙！果然是从容不迫，不是吗？既然您的那句话是假定，我也就不妨再来个假定。
是的，这就是宽容！一种大智慧！一种大聪明！

九世同堂在一“忍”字
（家庭中也需要宽容）

公元665年，唐高宗李治经过寿张县时，特意登门拜访了一个九世同堂的大家庭。寿张人张公艺一家九世同居，为此，北齐、隋、唐历朝都专门予以了表彰。

交谈中，李治请教张公艺能够九世同堂的原因。公艺老人稍加思索，一口气书写了一百多个“忍”字送给了李治。李治很高兴，赏赐了这家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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