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立坚演讲：制造大国与金融大国的路径选择

 

    从历史上国际金融中心的发展历程来看，制造业大国走向金融大国也是一种历史发展的必然。但所有制造大国走向金融大国的路程并非一帆风顺，常常伴随着无数次金融危机的洗礼。有些国家的经济甚至在危机的冲击下，不仅金融大国的梦想付诸东流，还断送了多年来辛辛苦苦所打造的制造业大国的基盘；还有些国家虽然登上了金融大国的宝座，但还没有等到坐稳，就被巨大的金融海啸掀倒在地，很长时间里，经济都难以恢复。究其原因，主要可以归纳为以下几点：一、缺乏技术创新和金融创新之间的纽带关系；二、缺乏金融要素市场健康发展所需要的 “软实力”条件；三、增长方式不匹配。一旦金融创新的“标的”离开了实体经济的技术创新舞台，那么，高收益和高风险的平衡关系就会被打破，从而日后的金融活动就很可能催生资产泡沫，并会严重干扰实体经济发展所需要的健康的市场活力。一旦最后金融危机爆发，结果往往是，金融软实力较强的国家经济复苏也相对较快。最近的案例莫过于2008年美国的次贷危机。假如美国不是当今数一数二的金融强国，而只是一个制造大国，这场灾难很可能会彻底动摇其在世界经济舞台上的强国地位。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日本泡沫经济崩溃后经济复苏困难，很大一部分原因就在于其金融软实力的脆弱上。

 

    在日本，扶持技术创新的资金来源主要是两个方面：一是靠自己或家庭的资金支持。以至于，即使到今天，很多由家族企业成长起来的日本世界级品牌的大企业，并不愿意把自己投入资金所获得的研究成果拿到市场中转让。可能因为这个缘故，从自主创新意义上衡量的美国竞争力，就要高于相对技术保守的日本。二是靠金融机构的贷款，但是贷款对象往往集中在大型企业身上，或者由大型企业担保的中小企业身上。只要大企业能在国际市场上拿到订单并有较好的交易条件，那么，中小企业就会以外包的业务方式接受来自大企业的订单。他们是“同甘共苦”的企业家族。

 

    那么，为什么日本的大企业拿到银行的贷款就愿意去做有时看来吃力不讨好的创新活动呢？为什么日本的大企业不愿意把自己花费大量精力获得的研发成果在市场上转让，而愿意将它或其中的一部分无偿地告诉自己相关的中小企业呢？如果一旦出现上述讲到的恶劣状况，这种研发成果的社会投入效率是不是会因为暂时的生产环境的恶化和技术创新商业模式的特殊性而不得不趋于零呢？

 

    事实上，日本的大企业随着规模的成长已经不可能满足国内的市场，它们必须要掌握战胜市场竞争对手的觅食本领。如果不持续地创新和盈利，就可能因为自己失去市场的竞争力或无法承担必要的运营支出而变得入不敷出，最终只能以破产而告终。日本业务关联的中小企业为了确保和大企业稳定的业务关系，也要不断地在业务上精益求精，提升自己不可撼动的技术力量来为自己的大企业保持稳定的核心部件供给。这样一对一的信任关系也使得日本大企业慷慨地将业务内容传授给下面各个自己的生产环节，而把行业中的任何企业都看成是自己竞争的对手。

 

    可是，在那段日元升值、泡沫经济严重的年代里，日本的大型企业纷纷到海外寻找新的生存环境，打破了一直以来企业和银行之间固有的“连带关系”，而这种关系曾被世界其他国家在解释东亚奇迹的成因时反复提到的“主银行体系”。这一制度的特点是，避免恶性竞争，共同分担风险，借助制造业鲜明的比较优势弥补相对弱势并受到严格监管的金融业所牺牲的靠价格波动获利的财富效应。不过，上世纪80年代后期，日本的银行业一反常态，纷纷利用日元升值的强势，去海外寻找商机，但是这次与以往的商业模式不同，日本的银企之间各自为政，从而导致了日本银行业面对美国贪婪牟利的投机行为，不得不付出惨重损失的后果。而当时留在日本国内的一些金融业务主要都变成了服务于股市泡沫和楼市泡沫的投机行为的活动，最后，泡沫的崩溃让日本很多知名的金融机构纷纷倒下，从而进一步削弱了日本金融体系资源配置的效率。

 

    日本泡沫经济崩溃后，日本政府对其振兴以金融为主导的服务业战略上作了重要的修正，把主要的精力放在海外零售市场的培育上，以此缓解过去因为在追求经济大国和金融大国双目标增长方式上的冲突所带来的麻烦。

 

    和日本政府相似的是，英国政府也十分注意增长方式的协调性问题，通过市场制度的完善和精英人才的吸纳，确保以伦敦国际金融中心为核心的金融服务业的比较优势，而根本不考虑通过要素价格的管制来提升制造业繁荣的战略。欧洲经济体中的德国和英国不同，集中精力发展制造业，所以，这次欧洲很多国家的金融机构和美国华尔街一起参与了很多类似的金融创新的活动，结果都跟美国一样处在金融危机的震中心，而因为既不具备美国这样持有世界主导的货币又不具有高度的货币独立性，命运比华尔街金融机构更惨。而德国的金融机构受到本国的严厉监管而没有条件参与金融创新滥用的游戏，结果没有造成对实体经济太大的冲击。相反，因为欧元区很多国家在危机中受困，从而使得德国制造业的出口这两年来一直能够在有竞争力的汇率帮助下保持良好的增长态势。虽然日、英、德等经济大国近年来走出了完全截然相反的发展道路，但是它们重视增长方式匹配的共同思路值得我们好好借鉴。

 

 

中国的路径选择

 

 

    尽管今天中国制造业在全球产业链中仍处于低端水平，但我们还是不应该贸然抛弃原有的发展模式。事实上，在全球国际分工所形成的产业链上，每个国家和企业都可以寻找到最适合自己发展的生存方式。

 

 

    这些年来，中国在改变自己金融脆弱性的问题上作出了巨大的努力。无论从资本市场的市值上，还是银行的资产规模上，无论是从金融体系建设的宽度上，还是从我们从事金融业的专业人员数量上，无论从中国金融机构的现代化硬件设施上，还是从拥有世界最多储蓄的社会大众对金融产品的需求强度上，我们都已经站到了世界屈指可数的金融大国的“第一阵营”。但中国目前还是没有改变“制造大国”和“金融小国”的身份。因为金融大国拼的是资源配置功能强弱的“软实力”，而不是外表形式上的“硬实力”；金融大国拼的是“差异化”的创新能力和与之配套的完善的制度与有效的监管能力，而不是“标准化”的金融业务所带来的低附加价值的价格竞争；金融大国拼的是“波动”中抓住瞬间即逝的投资机会和控制风险的能力，而不是靠价格管理来赚“稳定”的息差收入和中介手续费。为此，在目前我们已经具备的硬实力的基础上，如何提升我们的“软实力”，就显得越来越重要了。

 

    显然，目前利率市场化、汇率市场化还没有到位，这确实影响了我们“价格发现”功能的发挥，而资本账户下自由兑换的管制也影响了我们“流动性保障”和“风险分散”的功能实施。再加上我们监管机制的完善程度和实施力度都有限，这也对“信息生产”和“公司治理”功能的正常释放造成了一定的负面影响，从而让我们看到今天和世界金融大国相比，我们的“价值创造”能力依然有限。甚至在如此庞大的国民储蓄面前，我们还不得不继续引进外资，来弥补我们的金融体系无法把“资金”有效地变为能够带动经济可持续发展的“资本”的缺陷。而且，今天当外资受到美国金融危机深重影响而不能自拔，中国政府又主动调整引进外资战略以促进中国产业升级的步伐的时候，如何尽快强化我们金融体系配置资源的能力，就将决定现在中国经济增长的命运和未来健康发展的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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