包身工

    2.结构安排恰当。以记叙一天生活为主线,把其他材料适当穿插到说明、议论中作配合,使文章显得线索分明、内容充实。叙事中以顺叙为主,间以补叙、插叙,既条理清晰,又安排得灵活。在表达方式的运用上,前三部分,记叙和说明、议论交错运用,最后一部分总结部分着重在抒情,各有侧重而又互相配合,成为有机的整体。
    3.语言生动有力。课文中比喻运用较多,恰切而生动。就以描写包身工的比喻来说,首先就有:“她们是带工老板赚钱的‘机器’”、“血肉造成的‘机器’”、“罐装了的劳动力”、“猪一般的生活,泥土一般地被践踏”、“手脚像芦柴棒般瘦,身体像弓一般的弯,面色像死人一般的惨”从不同角度把包身工的悲惨遭遇形象地表现出来。其次,作者善于运用排比句写包身工群众的情况,很有表现力。例如写起床后的活动:“她们有的在水龙头旁边舀水,有的用断了齿的木梳梳掉紧粘在头发里的棉絮,有的两个一组两个一组地用扁担抬着平满的马桶,吆喝着从人们身边擦过。”贫民窟式的生活图景跃然纸上。又如概括包身工的悲惨遭遇:“两粥一饭,十二小时工作,劳动强化,工房和老板家庭的义务服役,猪一般的生活,泥土一般地被践踏。”六个短语简短、有力、形象,包身工的悲惨尽在其中。写包身工病中:“咳着,喘着,淌着冷汗,还是被压迫着做工。”短短十六字,写出可怜万状。人物的语言写得尤其生动。带工老板下乡游说那一番话,把骗子的嘴脸写得活灵活现。一句“死懒!躺着不起来,活该!”显示了老板娘的横蛮;一句“不还钱,可别作梦!宁愿赔棺材,要她做到死!”描绘了老板的凶相。此外,反语的运用,句式的变换都是很成功的。
    〖小资料〗
    (一)作者介绍。
    夏衍,原名沈端先,浙江省杭州市人。早年留学日本,1927年回国后从事文艺工作。曾参加“太阳社”,是左翼作家联盟的发起人之一。抗日战争时期,主编《救亡日报》和重庆《新华日报》副刊。解放后,曾任全国文联常务委员,文化部副部长,全国文联副主席等。他的作品很多,着名的有《上海屋檐下》、《法西斯细菌》、《考验》等话剧剧本。并把小说《祝福》、《林家铺子》等改编为电影剧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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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文体知识。
    报告文学是散文的一类,是文艺通讯、速写、特写等的总称。报告文学被誉为文学创作中的“轻骑兵”,能迅速及时地“报告”现实生活中具有典型意义的人物、事件、问题及其发展趋势。因为它是“报告”,要求所反映的是真人真事;因为它是“文学”,又要求所反映的真人真事要有典型性,并允许一定的艺术加工。
    (三)《从“包身工”引起的回忆》(夏衍)。
    1927年,我的组织关系在上海闸北区的第三街道支部。那时,我做过一个很短时期的工会工作,认识了一些在纱厂工作的朋友。后来工作调动,就离开了。1929年底,我住在沪东唐山路业广里,因为这是工人区,所以有几位做工人运动的同志还常常到我家里来“落脚”……把一套蓝色工人服放在我家里,他们穿了长衫或者西装到我这里来换回原来的衣服。从这些同志的谈话中,我知道了“包身工”制度和这些女孩子们的非人的生活。一年多以后,上海艺术剧社解散,我们组织了流动演剧队到工厂去演出,为了找关系,我又和一个过去认识的、在基督教青年会办的工人夜校里担任教员的同志接上了关系(她就是我后来在《包身工余话》里写的那位冯先生)。她告诉了我许多关于包身工的事情。“一?二八”战争后,沈西苓同志要写一个以上海女工为题材的电影剧本,我就把包身工的材料告诉了他。这就是后来由明星公司拍成的《女性的呐喊》。这是第一部写包身工的文艺作品。但是一方面由于我们对这方面的体会不深,生活不够熟悉,同时由于当时的环境限制,拍成之后又受到了电影审查官的一再删剪,这部影片的成绩并不很好。但是,由于要写这部电影,我们又重新搜集了一些包身工的材料,了解得多了一些,包身工的悲惨生活更使我们这批知识分子感到“灵魂的震动”。我也看过不少描写女工生活的文艺作品,在日本的时候,我也看到过在资本主义世界里一致认为生活水平最低、劳动条件最坏的日本纺织女工的生活,可是,拿日本女工来和包身工一比,那就是天堂和地狱了。这时候我才知道,在20世纪的帝国主义经营的工厂里,原来还公然保存着奴隶制度。我感到愤怒,我觉得非把这个人间地狱揭发出来不可,于是我决心写一篇小说,开始进一步地了解包身工的生活,但是后来因为工作忙,就搁下了。直到1935年,上海党组织又一次遭到了很大的破坏,我们文化方面的几个主要负责人都被捕了,组织上要我暂时隐蔽起来,我就利用这个机会,开始了有关包身工材料的搜集。
    经过“沪东公社”(进步分子利用基督教青年会的机构,在杨树浦办的一个以工人夜校为中心的服务组织)同志们的介绍,我认识了一位在日本内外棉纱厂做工的青年团员杏弟。和她谈了几次之后,觉得真要了解包身工的生活,单凭搜集材料是不行的,非得实地观察不可。我找到了一位在日本纱厂当职员的中学时代的同学,到包身工工作车间去观察了几次,对她们的劳动条件有了一些了解,可是要懂得“带工头”对包身工的管理制度,她们的生活情况,那是非得亲自到包身工们住宿的工房去调查不可的。对现在的年轻工人来说,那种情况恐怕是难于理解也很难于相信的了。在当时,包身工住的工房,实际上是一所管理得十分严密的监狱。包身工的工房,是由日本警察、巡捕、带工头手下的流氓紧紧地封锁着,他们为了防止这群“奴隶劳工”和外界接触,任何“外头人”是不能走进这个禁区的。在《包身工》里我说过,这些包身工是“罐装了的劳动力”,资本家把他们密封起来,不让他们和外面的空气接触。这些话一点也没有夸张。为了突破这种封锁,我得到杏弟的帮助,混进去过两三次。但是在这以后,就被带工头雇佣的“下手”们盯住了。对于这种观察特别困难的,是包身工们清早就进厂做工,晚上才回工房,所以要看到他们上班下班的生活,非得清早和晚间不可。当时我住在麦特赫斯德路(现泰兴路),离开杨树浦很远。这样,为了要在早上五点钟以前赶到杨树浦,就得半夜三点多钟起身走十几里路,才能看到她们上班的情景。这样我从三月初到五月,足足作了两个多月的“夜工”,才比较详细地观察到一些她们的日常生活。由于她们受着三重四重的压迫,遭受着无数的磨难,所以这些小姑娘是不轻易给人讲话的。不仅像我们这样的人,即使同厂做工的“外头工人”,要同她们说话也是很困难的。杏弟是一个热心人,她为了帮助我了解情况,曾经几次赶上早班,混在她们队伍里面,打算向她们探听一些内部情况,可是,当包身工们看了一下她的服装,打量了一下她的身份之后,很快地就“警惕”了。有的人根本不吭声,有的人甚至将她看成了“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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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听”,用憎恶的眼光看她一眼。由此可见,在那种情况下,要真正听到她们心里想说的话,要了解她们心底的痛苦,是很不容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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