义教语文九下教学用书：蒲柳人家（节选）
义教语文九下教学用书：蒲柳人家（节选）
《蒲柳人家》在刘绍棠同志的作品中是一部力作。在当前有些作者不从生活出发，不从自己真实的体验和感受出发，却十分热衷于编造离奇的、矫饰的、不自然的情节，追逐那种决不能激起人们美好感情的陈腐的、庸俗的情调的时候，这部作品犹如一股清新的风，使人神清目爽。作品的独特的艺术角度，富于诗意的抒情笔法，鲜明生动的人物个性，以及语言的性格化和浓郁的乡土气息，都使这部作品成为一部独具风格的优秀中篇小说。我在欣喜之余，写下了这拉杂的感受，恐怕也远远未能传达出它真正的妙谛之所在。
（选自《北京师院学报》1981年第2期）
三、创作与局限──刘绍棠创作道路得失刍议（赖瑞云）
一
关于刘绍棠作品民族风格的内涵，撰文立论者已经很多。方顺景首先提出了“传奇色彩”的分析。作家本人，后来也多次以“传奇性与真实性的结合”来表明他所独特继承的中国古典小说的传统艺术。我认为，准确一点说，平凡中的传奇或说传奇与日常生活的结合，才是刘绍棠独到的从古典小说中首先继承的优秀传统。
《蒲柳人家》临近高潮时，面临掉进火坑的紧迫危险的望日莲奔跑到河边，向她干爹何大学问和诸位长辈求救。望日莲“噗通”跪下，惨然决绝以“投河”相逼。这时作品写道：
何大学问哈哈笑道：“那是麻雷子的下场！”
“莲姑娘，不必急火攻心！”吉老秤笑咪咪地说：“我保你七天之内，跟檎哥儿完婚。”
望日莲惊呆了，抬起头，满脸泪光，睁大眼睛望望吉老秤，望望何大学问，又望望柳罐斗。……
柳罐斗一直没有开口，朦胧的月光中，他站在船头，像一尊古代勇士的石像。
接着，这幅传奇画面展开了，作品的传奇情节达到了高潮。柳罐斗们果然在七天之内，巧计淹死麻雷子，智斗挫败杜老四，易如反掌使莲、檎顺利结合。侠肝义胆，出奇制胜，神乎其神！不禁使人想起“智取生辰纲”的掌故，想起我们民族中多少“路见不平，拔刀相助”的义举。
这段传奇，是《蒲柳人家》中最接近某种重大政治斗争的了（除掉麻雷子也是为了捍卫正在进行的秘密抗日活动），然而，情节的重心还是儿女之事。至于作品中大量的传奇笔墨：一丈青大娘大闹运河滩，何大学问威震古北口，柳罐斗与云遮月的渡船幽会，吉老秤与牵牛儿的忘年交友谊，无不取景于日常生活、男女之情、家庭悲欢。堪称壮阔传奇画卷的《渔火》，本为抒写京东抗日活动，可其传奇色彩最浓、最动人的部分却是围绕春柳的婚姻命运，尤其是各路好汉“虎口救佳人”那场斗争而展开的。柳叶眉“劫掠”放鹰女人花三春，强迫她嫁与穷教书匠吴钩（《瓜棚柳巷》）；叶三车两度勇救落水女人，且与她们结下的苦恋奇情（《花街》）；陶红杏与叶雨夫妇，桑家父子的奇缘巧遇（《草莽》）；一切历史篇章的大量传奇莫不为此日常生活现象。
显然，刘绍棠的传奇，不是《三国》《水浒》主要取材于重大政治、军事斗争的英雄传奇；它走向人间，与日常生活结合。正是这平凡与传奇的结合使刘绍棠小说产生了独特的魅力。而这，首先正是典型的古典传统的继承。
我国古典小说，在内容的构成上大体可以分为三大类。第一类，英雄传奇（包括神魔小说），其代表作品就是《水浒》《三国演义》和《西游记》。第二类，即古代小说理论的所谓“寄意于时俗”一类作品，《金瓶梅》《儒林外史》和伟大的《红楼梦》就是其成功之作。这类作品的出现，是现实主义的深入发展。但是日常生活，琐细平凡，市井下民，业迹不著，要写得引人入胜，须有较高的艺术手法；而在当时，难度是大的。《红楼梦》所以在中国古典小说史上空前绝后，恐怕离不开这个因素。于是有了第三类作品，传奇与人间日常生活的结合，诸如婚姻悲欢、善恶报应。它比之第一类，更接近生活；比之第二类，更易于得手。其高潮出现的《三言》《二拍》时代，小说家凌初以“耳目前怪怪奇奇”的命题论述了这一重大划分。“五四”以后的文坛对这三类小说的继承却是耐人寻味的。“英雄传奇”，至今生命力强大，革命战争题材和反映当代重大政治、军事斗争的小说，就是很好的例子（当然作了现实主义的改造）。“寄意于时俗”类，则从鲁迅一代引进外国表现手法，创立“五四”民族新小说后，古典小说表现手法的局限突破了，现实主义的广阔道路开辟
www.nx899.com了。于是，写日常事件中的重大矛盾，写几乎无事的悲剧，成功者不绝。而第三类作品，命运迥然不同。在古典小说时代，由于向现实靠拢的需要和表现手法的局限，它们应运而繁盛，充斥于白话篇。然而，只见泛滥，不见改造，这类作品，特别是才子佳人小说，在明末后走向了粗制滥造，乃至不堪入耳的末路。直至“五四”之后，继承这种表现体系的，多是失败之作。至于表面取材于日常琐事、生活浪花或者儿女之事的沈从文、孙犁小说，并不着意结合传奇去取胜，而更多是向《红楼梦》靠拢，以主题深度的含蓄征服人。而刘绍棠，才是这一“平凡中的传奇”的表现体系明显而成功的继承者。这一继承的直接效果，就是作品的通俗化、民间化。我们知道，《三言》《二拍》式作品，尽管明末后走向粗俗，但它以奇巧为中心的为人喜见乐闻，其“语语家常”的明白晓畅却使它拥有广泛的群众基础。而群众性、通俗性正是我国古典小说最重要的民族特色之一。刘绍棠是认真研究过了这种情况，是特别注意从古典小说，包括民间说唱中吸取了这种营养的作家。似曾相识燕归来。当作家使这种平凡中的传奇，使这类婚姻悲欢、善恶报应的旧小说在几百年后重放异彩时，确实给人亲切、欢欣之感。有人很为刘绍棠部分作品被称为“新才子佳人小说”抱不平。其实，这不过是形式，重要的是寄托的内容和主题。刘绍棠并没有滥写艳情，就是和古典中这类作品的优秀篇目比，也高出一筹。当时的杜十娘、白素贞们主要是为了个人争自由、争幸福的斗争，而刘绍棠的男、女主人公的行动更多是为了他人，乃至大众的幸福。即使花碧莲，云遮月，花三春这样性格较为复杂的女性，不仅有为心爱的人勇于牺牲的义举，而且正跟上革命新生活的潮流，在冲刷着自身的污泥浊水。更不用说蛾眉，青凤，水芹，蓑嫂，柳叶眉，关青梅等等侠骨柔肠，深明大义的优秀女性和周檎，柳岸，叶三车，叫天子，俞文芊，蔡椿井等等先人后己、忧国忧民的多难才子了。总之，正如人们评价的，它的主题是歌颂扶危济弱，多情重义，造福他人的美德。没有这样的创新和发展，刘绍棠的“才子佳人”小说当然只能步明末后末路传奇的后尘。刘绍棠赋它以新的生命，使这一有着强大通俗力量的表现武器，古为今用。这不能不是他在民族传统继承上的独特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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