义教语文九下教学用书：蒲柳人家（节选）
义教语文九下教学用书：蒲柳人家（节选）
如果仅是上述“平凡与传奇结合”的再现，刘绍棠作品的民族特色和独创性，还未必能那么鲜明饱满。重要的是，它还继承了我国美学传统中最富民族色彩的部分。我国古典美学的基调偏重和谐，渗透“中和”原则。即使阳刚之美也显著地区别于西欧那种完全悲剧式的，着重展现对立面的排斥与冲突的，以痛感为基础的“崇高”。固然，中国的“阳刚”同样喜欢展现如长风如闪电的狂澜巨涛的斗争，但它的重心是歌颂英雄（或正面人物）走向胜利的历程，它着重表达一种英雄的气概，掺和着乐观型的理智；而不是像西欧式的“崇高”去着重渲染不幸、失败、痛苦、悲惨、恐怖和迷妄性的思虑。这一美学现象在文学（这里指古典小说）上的体现就是作品的基调乐观、奋发、高昂，即使是悲，也是悲壮为多；作品结局总难以逃脱大团圆，等等。在精神生活中的体现就是中华民族酷爱自由，崇尚和睦，富于理想，勇敢勤劳、善良的民族美德。刘绍棠作品的美学内涵充分继承了上述传统。当然，自有它独特的角度。在民族美德上，它摄取了扶危济困、多情重义这一侧面，尤其是讴歌了燕赵之士的慷慨豪侠；在文学上、更多地溶进了光明、昂奋的基调和突出了大团圆结局。所以其大量作品洋溢着胜利的欢笑和颂歌，叙述着一曲曲驱霾逐雾“人间喜临门”的故事。即使现实篇章中最为有“血泪”“苦难”的、反映1957年问题的《两草一心》等，不仅结局是夫妻完聚，“恶梦醒来是早晨”，而且篇中字里行间透逼出正义必胜的乐观和希望。正如刘绍棠后来说的：“……没有着重渲染苦难，而是讴歌人民给受难者以爱护、救助和激扬向上。”刘绍棠这种独特角度带着多少有点浪漫的笔调，因而光明的色彩更加艳目，美好的调子更加悦耳，胜利的步伐略显轻松；这可能带来某种片面，但他强调了我们民族美学观的精华，并由此生发，加上乡土气息，才形成的它清心畅肺的田园牧歌笔调。其实，这种光明和胜利的偏重，已经不止是“继承”了，它充满了历史进入新中国、新时期才有的时代气息。作为多数作品主旋律的“造福他人”的美德，就已经超出了“燕赵古风”的积淀，而闪耀着共产主义思想的光华，饱含着“拨乱反正”的今天所要努力造就的时代新风。刘绍棠光明、胜利的作品，在一拨接一拨的伤痕、反思、朦胧文学面前，又显示了他的独特本色。
民族传统的继承创新上的独创性当然还表现在语言、结构、手法等其他方面。值得一提的是“故事体”。作为中国古典小说的这一主要特点，刘绍棠充分继承了它的行云流水的叙述笔法，具相生动的言、行白描以及引人入胜的情节描绘。然而，却不以故事为重构局，而以人物为中心，枝蔓横生，漫写性格，造成了《蒲柳人家》式中篇──总故事粗线简约，题材一般；人物却众多饱满，小故事琳琅满目的新颖而独特的风格。在这方面，他既像他的不重故事的老师孙犁，又像他运河家乡善于说书的京东艺人们。这种新型“说书”，在民间文学和当代小说中都是独具一格的。
刘绍棠发掘、融汇了那么多优秀民族传统，这在民族虚无主义的潜流若隐若现于当代文坛时，无疑树起了一面异军独起的鲜艳旗帜。而和现代、当代许多努力造就具有强烈中国气派和中国作风的作家相比，他在探索作品通俗化、民间化以及新中国农民喜闻乐见的形式和审美情趣上所作的努力，又有别人所不企及的独到之步。他的独创是鲜明的。正如好几年前，其风格初展的第一部长篇《地火》写成时，作品的第一位读者，一位种菜姑娘说的：“你写的跟别人不一个味儿。”
“不一个味儿。”这就是人民对其独创性的评价。
二
与上述民族特色紧密相连，也是刘绍棠独特风格的重要部分，就是众所周知的乡土色彩。文学的形象思维特性使得文学更强调个性。具有浓郁地方色彩的情节会增强作品民族气息，增添亲切可信感。刘绍棠作品，充斥其中的蒲篱苇舍、瓜田绿柳、水气花香的运河图景，尤其是紧紧与人物行动个性，与作品主题、矛盾融汇在一起的风俗画──诸如何满子偷瓜，柳叶梢开园，别有风味的“榆钱饭”，奇特神秘的放鹰船以及运河当午，裸体纤夫，芦港薄暮，穷家浴女，最给我们这种留连于民族习俗的瑰丽殿堂的无限魅力。大凡伟大的民族作家其作品都少不了鲜明的地方色彩。甚至异国风情，异域色彩，反而更引起不熟悉彼地彼情的读者的注意。正如鲁迅说过的，现在的作品，越具有地方色彩，越能够打到世界去。于是，一类“极致”的作品就产生了，把地方乡土色彩强调成文学的一种风格，一个流派。刘绍棠就是当今突出一例。其浓郁乡土特色是作为它独具内涵的民族特色的不可缺少的方面，一起构成其独特风格的。甚至，“乡土特色”的成熟是其风格形成的最后标志。最能说明问题的，是《蒲柳人家》之前，作家重返文坛的一些作品，特别是众口交誉的《芳草满天涯》，就以主人公碧桃用少女的乳房哺育“叛国犯”的遗孤小沉香等动人之幕大量闪现了后来风格的种种特色。然而，风格形成的代表作品不是它，其主要原因就是远没有《蒲柳人家》那样，形成贯穿始终的，紧紧与性格、主题交融在一起的大量乡土风俗，风景画。所以，作家后来出现的文学主张要叫“乡土文学”理论；其一切民族传统的继承发展的观点要统一在这面旗帜之下，就不无道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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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第一部分，已经试图从宏观的，历史的角度，初步探讨了这一风格的一些内在要素的形成原因。现在，我们有了“乡土”这一条，就比较好从具体的创作道路，看看这一独创性的造因了。在这方面，刘绍棠提出了“一口井”创作观。这口井，主要是指生他育他的“乡土”──儒林村。作家说：“儒林村是我的创作源泉”，“写这些小说，完全依靠我在儒林村打‘深井’”，“每一个人都是一口泉，……泉源不竭。一个作家能有几口泉，就很富有了。我不主张云游四方，泛泛而交，因而不离热土，眷恋乡亲，在自己的生身之地打‘深井’，无非是不愿舍近求远。”这样的观点，刘绍棠是作为其“乡土文学”理论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而在许多文章中反复讲到的。“一口井”当然是相对的，多少有点夸张意味的比喻说法。但其创作源泉囿于一点，创作路子着眼于封闭式而不是开放式的意思是十分明确的。而正是这一封闭于乡土，造成了刘绍棠的高度独创。
儒林村位于古运河岸边，天子脚下；积燕赵古风，开风气之先，得田园秀色。义和团的呐喊，革命战争的炮火，京东大鼓的说书乃至南来北往的船夫曲都熏陶着这个典型的中国北方农村，形成了其民族传统的丰富深厚和水乡特色的浓郁。刘绍棠1957年遭难返乡后，一直处于父老乡亲的保护之下，没有遭受一句恶言恶语，此“得天独厚”，就是见其伟大民族美德的光华。就在这个“运河明珠”之村，作家度过了他生活、包括创作生涯的绝大部分时间，加上他有意识的在“一口井”中挖掘，这造成了他在创作追求上的一致性，连贯性，重复性和稳固性，因而先于许多同辈作家形成了他的强烈民族特色的作品风格。这几年，刘绍棠是一发不可收拾，不仅四十来部中、短篇，三百多万字的乡土篇章接踵问世，而且还以六十多篇短论散文阐述着他颇有体系、特色的“乡土文学”理论。这种当代作家中少见的情况，就是他“一口井”文学活动的实迹。
（选自《当代作家评论》1984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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