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嘉璐、柳斌杰、聂震宁、于丹等巴渝谈书论“剑”

许嘉璐：现在要讨论为什么读书，这是很悲哀的

 

　　中国是一个具有五千年文明的古国，中华文化延绵至今从未断绝，“忠厚传家久，诗书继世长”是文明的传统和文化不断延续发展的原因。在我们这样一个文明古国，现在要讨论为什么要读书，我认为这是很悲哀的。

 

　　我们是从文盲充斥的状态经过几十年的努力走向教育普及的，但总体上文化与教育是落后的。

 

　　中国要走可持续发展的道路必须全民读书。可持续发展除了环境、资源、人口等社会因素之外，很重要一点就是要创新，不能老跟在人家屁股后面。真正的创新靠的不是HO2、NaHO3和加减乘除，而是人文。创新要有胆略，需要好奇、联想和想象，特别是民族文化予以熏陶和启迪。

 

　　我希望加大对出版的扶持力度，尤其是在税收上。出版社能否不纳税？这是有先例的。100多年来，英国的出版社是不纳税的，赢利了怎么办？法律规定，必须用来扩大再生产，扶持文化、科学事业。我们现在是纳税后返还回来作为文化发展基金，能不能把出版社的利润留给它自己，让它做大做强？

 

　　书是死的，单靠文字有些人会缺乏兴趣，要通过各种方式把知识变成活的，让没耐心读书的、没时间读书的人培养起读书的兴趣，这就需要我们多发现和培育一些像易中天和于丹这样的传统文化的普及者。于丹善于普及，她认真读了《论语》、《庄子》等原著，而且是在用心读，强调知行的合一，这是中国学问的根本和真谛。同时，她的“心得”用活泼生动的语言传授给千家万户。在中国，易中天和于丹不是多了，而是少了，我希望将来能多出一些易中天和于丹式的人物。

 

　　我想于丹和易中天老师为普及传统文化起到了四个作用：

 

　　第一，唤起了民族的记忆。多少人听了于丹的讲话才知道，从前只知道孔老二，原来他说了这么多挺好的话。这就是把失去的民族记忆唤醒了。

 

　　第二，促进了民族思绪的“回归”。回归并不是回到过去，而是我们的思路再回到“母亲”的怀里。别忘了，我们长这么大都是吃的母亲的乳汁啊，祖先的智慧有的比我们还高明啊。

 

　　第三，冲破了隔开专家和群众的樊篱，走出了书斋，在象牙塔上开了一扇窗。作为大学的学者，易中天和于丹走到群众当中去，不仅面对面讲授，还利用传媒广为传播，让群众觉得教授和他们的距离并不远。

 

　　第四，推动了读书。《于丹〈论语〉心得》发行了将近300万册，这说明至少有300万人在看书。我相信其中可能有很多人从来没有听过“论语”这两个字，现在他们知道了。这样的学者多了，讲的内容多了，人们读的书也就更多了。

 

　　在党中央号召弘扬中华传统文化和时代精神相结合来创造社会主义新文化的过程中，有的学者讲《聊斋》，有的学者讲《红楼梦》，都是可敬的。我们大家应该向他们敬礼。

 

　　柳斌杰：出版业要自觉服务全民阅读活动

 

　　新闻出版业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肩负着引领文化潮流、宣传科学理论、传播先进文化和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的神圣使命，承担着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提供精神动力、智力支持和文化条件的重要任务，大力推动全民阅读是新闻出版业义不容辞的责任，我们要抓好几件事：

 

　　一是坚持正确导向，以传播先进文化为己任，为广大人民群众提供丰富健康的出版产品和文化服务。

 

　　二是重视用科学技术改造传统出版业，促进出版创新，满足广大人民群众的多种阅读需求。

 

　　三是加强出版物质量和市场管理，坚持“扫黄打非”，为广大人民群众创造良好的阅读环境。质量低劣的出版物不仅对行业信誉造成伤害，也严重挫伤了广大人民群众的阅读兴趣，新闻出版总署把2007年定为“出版物质量管理年”，就是要通过建立健全各类出版物的质量管理体系，提升出版业的质量管理水平来降低出版差错率，努力向人民群众提供优质的精神食粮，从而吸引更多的读者参与到阅读中来。

 

　　广大新闻出版工作者一定要身体力行，努力奋斗，为建设和谐文化贡献力量，以和谐文化建设促进和谐社会的建设。可以断言，一个全民学习、人人读书的局面到来之时，就是我们中华民族实现伟大复兴之日。

 

　　聂震宁：出版人应当带头读书

 

　　我们提倡阅读，既是从连续6年下降并跌破50%的国民图书阅读率中感受到问题严重，也是从我国图书出版总册数的变化中可以看到问题，我国年出书总册数从1999年的72亿册降到2006年的62亿册，并且已经多年在60多亿册徘徊，此外，网络阅读不健全、不健康的事实，也引起了广泛的关注和忧虑。

 

　　大家都知道我国农村阅读的情况令人忧虑。我的一位年轻同事的家乡是我国中部某省一个2000多人的自然村，村里有民办、私立学校各一所，共有600多名中小学生，两所学校甚至连一间图书室都没有，学生除了上学的几本课本之外，无书可读。离村子6里地开外的镇子上有一间书店，小孩子想要去那里买书，却没有家长带去，也没有家长帮助挑选，因为村民中的壮劳力大都到城里打工了。就这样，600多名少年儿童大都处在没有课外书阅读的文化荒漠中生活、成长。所以，当新闻出版总署启动“农家书屋”建设工程时，当北京市开展让农民工“带一本书回家过年”的活动时，我感到太及时、太需要了！我为那些在文化上嗷嗷待哺的农家孩子感到欣喜。

 

　　城市总要比农村好得多吧？答案是肯定的。可是，我要举一个简单的例子来说明，问题其实很多。我国某一座大城市的市图书馆，迄今为止发放的几万份借书证中，一年中竟然有2/3的在“睡觉”，就是说一年当中不曾借阅过图书。而使用过的那1/3的借书证，其中相当一部分一年只借一两本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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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前不久召开的全国“两会”期间，我们全国政协新闻出版界31位委员提出的《关于开展全国全民阅读活动的建议》，完全是有所感而发、有所思而发、有所担当而发，决不是为了“阅读浪费生命”而发，更不是为了“闹腾”过节而发，当然，也不是为发而发。

 

　　国民阅读率下降，责任既在社会，也在读者，也在出版业。有道是：“剧院培养观众，观众选择剧团”，同理可证：“出版业培养读者，读者选择图书”。读者与出版者，对立而统一，相互联系，相辅相成。很多中年人都有过在20世纪70年代末排队买中外文学名著的激动人心的经历，至今难忘。我在人民文学出版社和同事们做《哈利·波特》、《历史的天空》等长篇小说，在中国出版集团做《中国文库》，等等，蜂拥而至的读者曾经让我们大感意外，吃惊不小，备受鼓舞。可是，像这样的服务，我们还做得很少，很不够，读者离我们而去是有他的道理的。

 

　　全民阅读，第一位的还是始终坚持多出好书的终极目标。当然，开展全民阅读活动，我们出版人应当带头。孔子说：“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自己不读书，有什么理由劝人读书！事实上，据我观察，很少读书的出版人不是没有，“如入芝兰之室，久而不闻其香”，书多了不读，形成了审美疲劳。更有些出版人，早已经异化成了“赚钱机器”，对于书，特别是别人出版的好书，基本上失去了感觉。出版业内的阅读状况值得我们高度关注，没有比出版图书的人却不愿意读书这样的事情更让人失望的了！出版界要提出增强“文化自觉”的任务。一个出版社，应当把阅读作为业务来安排和检查，把建设学习型组织作为生存和发展之道，加以坚持和推进。

 

　　于丹：读书是对生活的关心

 

　　我觉得读书说白了，就是让我们自己心里有一个任何的外力挫折都颠覆不了的信心，这就是我对读书的想法。读书在我们生活安定时是锦上添花，在生活挫折时是雪中送炭。我把自己读书的过程称为老牛吃草：有时间、年轻的时候把自己懂的、不懂的全部吞进去，当自己真正想到用的时候调出来，就像反刍。说起来，我读书，读的数量不是最多、品质也不是最精，我读书只有一个秘密就是自己有反刍的功夫，也就是说到时候可以调出来，在这样的境遇下咀嚼之后，这一部分的营养可以化进我的生命。一个人的阅读要读到什么境界？今天读书为什么变得枯燥了，是因为我们读书要回答一个问题，读书有什么用？我们读书其实走向两个极端，一个极端是认为读书太没有用，另一个极端是读书太有用。认为太有用有时也是挺害怕的，比如认为读书可以考级、读书就能拿毕业证、读书就可评职称、读书就能写文章。我们将来说读书太有用，过犹不及，和读书无用论一样都会让我们陷入功利。今天说的全民阅读要说一个前提，我们谈的不是书斋里面的研究，研究是一个严肃的专业的领域，用许嘉璐先生的话说它是文化价值的传承，是我们文化的根基。我们今天面对的是大众，我的题目“读书有什么用”是针对大众的话题，我觉得读书就是一种对生活的关心。这种学问为己，用荀子的话说小人之学就是为人之学，就是以为禽犊，就是可以拿出来送礼的东西，是入乎耳，出乎口。就是根本没经过身心，直接出去了。他说君子之学是什么？是入乎耳，着乎心，布乎四体，遍布身体之内，是可以让一个人从举手投足中流露出来的。

 

　　读书有什么用，我说这是一种读书的境界，当一个死刑犯人还在读书时，这个书的用处肯定不是求职，可能就是带一份安定告别生命。

 

　　读书，我觉得首先我们要放下心灵的很多负担，化解成见。就如《论语》，以前很多人说《论语》枯燥、难读，我在天津遇到一个十三四岁的小姑娘，她说我听了你讲之后，才知道孔子说的原来不是废话。这半年我听到来自全国各种对我的鼓励和支持，这个孩子的话我把它当成非常高的荣誉和奖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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