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国外鲁迅研究扫描

鲁迅研究早已被国外学者称为“鲁迅的被接受”，而成为一种国际性的文化现象。按照鲁迅“政治先行，文艺后变”的观点对此加以考察，很容易发现国外鲁迅研究始终受到国际风云变幻的推动与制约。在冷战时期，国内鲁迅研究中的泛政治化倾向，在国外鲁迅研究中同样存在。20世纪60年代初，美国学者夏志清与捷克学者普实克之间关于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和鲁迅研究的那些著名的论争，就十分典型地反映了当时国外鲁迅研究中完全对立的意识形态特征。我国改革开放以来，鲁迅研究中政治性解读和二元对立的思维格局被打破，丰富的文化内涵和现代人文精神不断充实着鲁迅研究的内容，从而导致了鲁迅研究从思维方式到研究方法，从概念范畴到话语系统都发生了巨大变化。在国外，由于缓和代替了冷战，对话代替了对抗，鲁迅研究中的泛政治化倾向因此消解。此后国外的鲁迅研究，虽然没有像国内那样，出现对鲁迅本文的“重读”、“深读”、“细读”和对鲁迅的“重估”、“重构”、“重塑”，却也的的确确翻开了新的一页：世界性文化比较研究，文本的文化解读，历史文化的史实辨正，以及阅读接受研究，构成了20世纪90年代以来国外鲁迅研究的主流。

　　　　　　文化比较

一位日本著名鲁迅研究学者在谈到对鲁迅研究施加重大影响的“思想史”时说：“战后思想的主题是‘政治’，现在却是‘文化’”。在这一背景下，世界性的文化比较研究，在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国外鲁迅研究中占有突出位置。

由鲁迅的思想特征所决定，进化论与鲁迅思想的关系，始终是中外研究者关注的课题。可是，中国、日本、欧美的研究史状况却完全不同。由于进化论是纯粹的自然科学理论，将它运用于人类社会领域，曾经受到恩格斯等大思想家的批判，加之社会达尔文主义也确实导致了人类的灾难性影响，因此我国此前有关进化论与鲁迅思想的研究，一方面重在剥离鲁迅接受进化论的负面成分，另一方面则突出鲁迅由于进化论的局限性而最终扬弃的必然。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由于在西方思想对中国的影响中，日本一度起到了中转站的作用，日本有关进化论与鲁迅思想关系的研究，一般注重进化论向东方传播的具体途径以及鲁迅接受内容的研究。由于欧洲在进化论的施加影响和接受影响中处于肇端地位，进化论及其流变与影响的异同，常常是欧美学者所关注的，在以上背景下，也是在中日学者渐渐失去了对进化论与鲁迅思想关系这一课题的热情的情况下，美国纽约州立大学出版社1998年出版的《鲁迅与进化论》一书，重要性就非同一般。

《鲁迅与进化论》的作者詹姆斯·里夫·普塞，十分熟悉进化论及其流变，从达尔文到赫胥黎再到斯宾塞，理论源流清楚明晰。其次，普塞在哈佛大学教授本杰明·施瓦茨的《寻求富强：严复与西方》等论著基础上，对进化论在中国的传播和影响具有深入了解。再次，普塞详细梳理过我国学者的有关论著，具有深厚的学术史积累。但是，对于我国学者大部分观点，普塞持否定态度。因此，反驳与辩证我国学者有关进化论与鲁迅思想关系的研究，便构成了《进化论与鲁迅》一书的主要内容。美国籍学者寇志明在评论此书时说：“鲁迅本人并非该著作研究的中心，而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时期鲁迅研究学派的探讨才是本书的主要内容所在。”

普塞的《进化论与鲁迅》所以重要，基于两个原因：一、该书将19世纪后期西方哲学著作，同此后与此有关的中文论著，进行了十分详尽的比较。这恰恰是我国的有关论著最缺乏的。二、普塞对我国有关进化论与鲁迅思想关系论著的颠覆，的确有他的合理性。这取决于研究者的思想前提正确与否。十分可惜的是，普塞为了反驳的效果竟不惜伤及自己论著的科学性，对此寇志明指出，“普塞犯了与他指责的共产主义史学家所犯的同样错误”。这恐怕是思维惯性所致。可见，在相当长的时期内，消除冷战思维，应该是东西方学者共同的任务。

2001年德国彼特·朗格出版公司出版的《鲁迅：中国“温和”的尼采》同样是世界性文化比较研究著作，作者张钊贻。同进化论与鲁迅思想研究一样，尼采与鲁迅研究也是中外学者始终关注的课题，而且难度更大。《鲁迅：中国“温和”的尼采》一书，书名就较为费解。所谓“温和的尼采”是针对“严厉的尼采”而言的。原因是纳粹德国的扩张理论不仅与尼采有着密切的关联，“严厉的尼采”形象当时也被恶意地过分强调。有鉴于此，克莱思·布林顿于1941年以“温和的尼采”这一说法加以校正。张钊贻借用了这一说法。《鲁迅：中国“温和”的尼采》一书共分五章：一、尼采到东方的旅程；二、奴隶价值的重估；三、尼采的反政治性和精神激进主义；四、尼采的永恒的“民族性”改革；五、鲁迅文学创作中的尼采影响。在鲁迅研究的历史上，该书不仅是最新的成果，而且在全面和深入方面处于执牛耳的地位。

在课题的拓展和研究进展上，《鲁迅：中国“温和”的尼采》至少有两个方面作出了新贡献：第一是在鲁迅对尼采美学的中心主题的吸收方面；第二是在鲁迅与尼采哲学的政治因素方面。尼采美学思想对中国的影响研究，在王国维研究中产生过很好的成果，鲁迅研究则相对薄弱。《鲁迅：中国“温和”的尼采》一书，投入了大量篇幅全面论述了这一问题，对此，瑞士学者冯铁评价说：“应该说是一种全面的重新估价”。而鲁迅与尼采哲学的政治因素，历来都是一个十分棘手的问题，王富仁曾一针见血地指出了问题的关键所在：“一方面，尼采是在中国社会上名声最臭的一个思想家，……另一方面，这个名字又和我们民族最响亮的一个名字鲁迅不可分割地联系在一起。要说明这样一个极端矛盾的现象，将会涉及许多重要的根本问题”。张钊贻对这一问题的论述非常全面，例如，他通过论述浪漫主义对资本主义的批判、个人主义、精英主义、激进主义和偶像破坏，进而在尼采主义和马克思主义之间找到了一种平行关系，并且认为鲁迅对共产主义思想的迷恋同样来自尼采的影响。

　　　　　　文本解读

在新的国际形势的思想背景下，国外的鲁迅研究中有关文本解读的变化，远没有国内巨大，在“重读”和“细读”方面，国外学者更偏重于后者。

1993年日本岩波书店出版了丸尾长喜《鲁迅：“人”与“鬼”的纠葛》一书，两年后秦弓翻译的中文译本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此书在日本获得很高的评价，著名学者伊藤虎丸在2001年发表的文章中评价说：“1989年后，只有丸尾的这本书能够代表我国的鲁迅研究。”不过，对于此书，同是日本学者，着眼点却各有不同。伊藤虎丸看重的是鲁迅研究进程从政治向文化的过渡，而该书恰恰是有关鲁迅在乡土文化层面上的研究成果。丸尾长喜自己更强调此书在文本解读上的特征。在他看来，把鲁迅文本中“关键词汇和意象的前后段落抽取出来”，并加以系统化，由此归纳出鲁迅的“单位意象、单位观念”，进而把握鲁迅的思想内涵，是此书最重要的方法特征。以上两种着眼点，正是对此书在宏观上的主线与微观上文本解读两个重要方面的概括。

丸尾长喜注重解读由来已久。早在1957年他就发表了《“难见真的人考!”——＜狂人日记＞第十二节末尾的解读札记》，他的观点曾引起丸山升等著名学者的关注，并且在翻译鲁迅作品时加以采纳。20世纪30年代对这一研究过程丸尾长喜曾回顾说：“我的研究的主要关键词汇原来有两个，一个是‘耻辱’，一个是‘鬼’。换句话说，‘耻辱’和‘鬼’是我鲁迅研究的‘两根主干’。”《鲁迅：“人”与“鬼”的纠葛》一书，副题是《鲁迅小说论析》，这无疑指明了此书的最终落脚点，但作者并不是简单地始自解读，终于论析。如果将该书分解，不难发现，该书还隐含着从鲁迅生活的思想文化背景，到他的精神产品的创造，再直逼他的精神世界的结构和系统。丸尾长喜对鲁迅作品的解读不仅仅出新，也因此具有了一般的解读所不具备的丰富性和深刻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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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完全可以理解的原因，国外鲁迅研究中很少涉及鲁迅的旧体诗。上世纪80年代以前，有关的研究似乎只有两例，一是美国华裔学者李欧梵的《铁屋子里的呐喊》一书列有专章，一是意大利学者安娜·布雅蒂为《鲁迅的诗作和诗论》所作的长序。1996年美国夏威夷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寇志明的《诗人鲁迅：鲁迅的旧体诗研究》，是国外鲁迅研究中少见的专著性成果。该书共分两部分，第一部分是导言，第二部分是主要部分，对鲁迅现存的旧体诗逐一进行阐释和讨论。也就是说，解读是全书的重点所在。寇志明对鲁迅旧体诗的解读，采用了历史主义方法，他把每首诗都放到时代背景中，广泛征引诸如鲁迅日记的记载、鲁迅与友人通信中的讨论、作品集的序言、亲友的回忆录等等。在此基础上，寇志明把每首诗都译成英文，然后详加注释。在讨论文字中，作者尽可能让诗歌自身说话，也特别强调鲁迅的个性和个人风格。而作者本人个人感情色彩也分外浓重。该书值得我国学者注意的部分应该在导言部分。这正如捷克学者奥加尔·洛莫娃所说：“它在许多方面对最近广泛讨论的20世纪中国文学中的现代性问题也有启发作用。”“这本书将给鲁迅研究，乃至整个中国现代文学研究都带来新的启示。”

国外学者对鲁迅作品的解读，在国内引起关注的，倒是类似英国学者卜立德的《为豆腐西施翻案》(载《鲁迅研究月刊》2002年第5期)等文章。事实上，这类解读在日本由来已久，与我国学者的分歧也决不囿于具体的阐释，也许正因为这样，国外鲁迅研究成果才更具参照价值。

　　　　　　史料实证

在各国的鲁迅研究中，日本的史料实证研究一直堪称独步、经久不衰，并且不受思潮与世风的影响。这固然基于鲁迅在日本的留学经历，以及与日本文化的密切关系，但更主要的还是日本的学风使然。在史料实证研究中一直持之以恒，并取得卓越成果的日本学者有两位，一位是关西大学的北冈正子，另一位是东北大学的阿部兼也。近年，他们又分别出版了新的著作。

北冈正子的《鲁迅：在日本的异文化中——从弘文学院入学到“退学”事件》一书，2001年由关西大学出版部出版。此书虽非专著，却是计划周密分工明确的系列论文的结集。在结集之前，其中的大部分论文均以《留学时期鲁迅关联史料探索》为副题，发表于《中国文艺研究会会报》。完全可以说，北冈正子的这些论文是实证研究的典型范例，集中体现了日本学者认真、执着的治学态度。其具体作法是，首先对似成定论，其实是以讹传讹的观点提出置疑，进而查阅历史档案等各种第一手资料获得证据，在此基础上进行严谨、精细的考评，然后提出新的观点。例如，许多鲁迅传记都记载鲁迅是乘坐“大贞丸”赴日留学的，北冈正子经过对有关邮船公司历史档案和相关报刊记载的调查，最后确认鲁迅是乘“大贞丸从南京到上海，乘神户丸从上海到横滨”的。如果这类调查和考评尚属细枝末节的话，那么推翻鲁迅不日将入成城学校就读的自述，就既非末节，也非易事。这需要明治时期的日本外务省大量公文等资料作支撑。由诸如此类的研究形成的《鲁迅弘文学院的入学》一文，终使鲁迅生平中这一阶段的面貌，变得确凿而清晰。不仅如此，北冈正子在《另一国民性讨论——促使鲁迅和许寿裳讨论国民性的波动》一文中，调查出杨度与弘文学院院长嘉纳治五郎，曾就国民性和教育问题发生过一场辩论，而杨度恰恰与鲁迅几乎同时入学，还在一个宿舍生活六个多月。因此认为，杨度与嘉纳的辩论，无疑对鲁迅与许寿裳讨论和思考国民性问题具有启发和推动作用。这种史料实证研究，不仅是对史料的丰富，更是对研究视野的拓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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