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文轩：作文与“自己的”生活

从老师到学生，一提到作文写不好，首先怀疑一点：是不是因为没有生活？多少年来，我们已经喜欢于这样去分析原因。

 

现在，我们要打消这种疑虑，要对学生说：

 

不要总怀疑自己没有生活。你怎么能说你没有生活呢？你既然是个有血有肉的大活人，且又是一个天性不肯安分的少年，你一定会有生活——难道你就没有发现你就在生活之中吗？

 

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中国曾经有过一个愚蠢的思想：作家必须离开自己当时所在的位置，到工厂、农村、部队去深入生活；如果没有去，就肯定断了生活之源泉，就再也不可能写东西了。这种糟糕的理论搞得人心惶惶，都怀疑自己是否还有生活，是否还可以进行文学创作。那时的作家都很老实，听信了这种理论。我们总还记得他们当时的形象——很傻的形象：身穿一件灰色的或者蓝色的中山装，手提一只缠了一条毛巾的长方形塑料小包，在上衣口袋里插一把牙刷，纷纷地、真诚地与工农“结合”去了。他们一年又一年地呆在所谓的“生活的海洋”之中。然而一年又一年过去之后，他们写出什么来了？他们什么像样的东西也没有写出来。现在再回过头去看他们那时的文字，除了让人感到害臊还是让人感到害臊。这段时期的文学史显得十分的苍白。到了文革十年，几乎任何作家再也不能写自己的生活了，出来一些作品，滑稽可笑，让人觉得不可思议。中国的当代文学，竟有十年荒漠。

 

这种愚蠢达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它把一个无比广阔地生活领域，缩小到工人、农民、军人的生活——只有工人、农民、军人的生活才叫“生活”。它把作家从自己熟悉的生活中撵了出去，而到陌生的生活中寻找创作的灵感和素材。

 

现在，那个愚蠢的年代已经过去了，但“有没有生活”的疑虑，还存在于我们这些做老师、做父母亲得大人们的大脑中，并且不时地冒出这个古怪的念头来，还朝那些孩子投去怀疑的目光。当一个孩子的作文被我们打了一个三分之后，我们不会想到自己的这个分数是否得当，而首先想到的一点是：“这个孩子没有生活。”

 

怎能没有生活呢？处处有生活。生活无处不在。全世界没有一个国家的作家在讨论生活的问题，全世界也没有一个国家的语文老师在怀疑一个孩子有没有生活，大概只有中国。

 

我要说：是孩子觉得没有什么好写的，而并不是实际上没有什么好写的。造成这种怪事的原因之一是：孩子他不知道应该写的是什么。换句话说：他老想写一些不该写的东西。

 

如此状况，其责任也许不在孩子自己，还是在我们这些当老师与当家长的身上。

 

在写作文这件事上，中国的少年缺乏足够的自我意识与自主权利，他们预先（通过社会、学校与家庭）被灌输了种种不利于发现自己生活的思想。一套机械的、僵硬的、幼稚的、教条的、程式化的、抹杀个性的写作文的纲领和方式，迫使他们将自己的身体扭转过去背对自己那份熟悉的生活，而睁大了眼睛，根据几条空洞的思想去寻觅一些所谓崇高的、高尚的、伟大的、光辉的人和事。我曾经看到过一所小学校为六年级学生考初中而猜测的作文题。题的数目多达50个，但能让孩子走向自己的生活写自己熟悉的人与事的，也不过三四个，大量的题目都是迫使孩子走出自己而走向陌生的一片空无的。这些题目限制性极强。比如“我爱我的学校”这一题目。假如有一个孩子就不爱他当时所上的那所学校呢（谁也没有权利要求他必须爱）？让他硬做这个题目并且还要把这份爱写得十分深切，要爱得死去活来，岂不是难死他了？他自然会说：我确实觉得没有什么好写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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