竹林七贤若干问题考辨

 

　　吕安的兄长吕巽，原来与嵇康也是至交，正如嵇康《与吕长悌绝交书》所云：“昔与足下年时相比，以故数面相亲，足下笃意，遂成大好。由是许足下以至交，虽出处殊途而欢爱不衰也。”后来，吕巽计yin弟媳，吕安欲告发，嵇康因是吕氏兄弟的朋友，从中调停，所谓“盖惜足下门户，欲令彼此无恙也。”不料吕巽出尔反尔，诬告吕安不孝，吕安因此下狱。嵇康愤而与吕巽绝交，上书为吕安辩白，结果也被牵扯进去。嵇康与吕巽交恶在魏元帝景元中，竹林之游在此之前，就时间上推论，吕巽也有参与竹林之游的可能。不过，竹林七贤之说乃是取孔子“贤者七人”之意，故当时孙盛等仅举七人，如将吕氏兄弟列名竹林名士，虽无妨大雅，却有碍宏旨。

 

二、竹林究竟在何地

 

　　竹林七贤既是以竹林而得名，那么就有必要对“竹林”所在地作一考辨。

 

　　陈寅恪先生在《魏晋南北朝史讲演录》中，对竹林七贤之“竹林”二字作了这样的解释：“‘竹林七贤’是先有‘七贤’而后有‘竹林’。‘七贤’所取为《论语》‘作者七人’的事数，意义与东汉末年的‘三君’、‘八俊’等名称相同，即为标榜之义。西晋末年，僧徒比附内典、外书的‘格义’风气盛行，东晋之初，乃取天竺‘竹林’之名，加于七贤之上成为‘竹林七贤’。”古时，天竺国有五精舍，竹林精舍即其一，传为如来说法之所。陈寅恪先生以为竹林七贤之“竹林”，是僧徒比附佛教经典“格义”的结果，所谓“取天竺‘竹林’之名，加之于七贤之上”，视竹林为乌有。

 

　　范寿康先生则有不同的看法。他说：“就年龄讲，山涛长于嵇康十八岁，长于阮籍五岁，长于王戎二十九岁，所以山涛在竹林之游里面是一个年长的主持者。而山涛的乡里怀县又系河内郡的郡治，大概他们的游宴之地也是以怀县为中心的。至于所谓竹林，似乎并无一定的地点，他们七人都喜欢选择附近各处的竹林作为的地方就是了。”（《中国哲学史通论》第三编第二章）范寿康先生肯定竹林的存在，却认为竹林并无一定的地点，这是其一；其二，山涛年龄最大，而山涛的乡里又在河内郡的郡治怀县，所以范寿康先生又推定竹林是在怀县“附近各处”，山涛是竹林之游的主持者。

 

　　竹林究竟当作何解呢？陈寅恪先生以为取自天竺“竹林”，是据两晋之际佛教盛行而言。应该说，其推论是言之有据的。但是，这种推论和《魏氏春秋》“游于竹林”的记载不相吻合。《魏氏春秋》两言“游于竹林”，则竹林是一个有确指的地方当是无疑。陈寅恪先生征引的《世说新语》，也有类似《魏氏春秋》的记载，如上文所引《世说新语任诞篇》称阮籍等人“常集于竹林之下”，所言竹林当非子虚乌有，同样应是一个有确指的地点。至于后来人们把至交好友的交往称作“竹林之游”，则是借用七贤“游于竹林”的事典，不能与“游于竹林”等量齐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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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事实上，竹林不仅是实实在在的地点，是一个可供宴游的场所，而且其地理方位也是可大体确定的。不过，它并不如范寿康先生推定的那样在怀县（今河南武陟西南）“附近各处的竹林”，而是在嵇康的寓居地山阳县，即今河南焦作修武一带。

 

　　《魏氏春秋》叙述竹林七贤的交往时，是以“康寓居河内之山阳县”领起的。这种叙述方式很值得注意。裴松之注引《魏氏春秋》，说嵇康寓居河内之山阳县，“与之游者，未尝见其喜愠之色”，显然是说嵇康与人交游的地点是山阳县。《文选》注引《魏氏春秋》说嵇康“寓居河内之山阳县，与河内向秀友善，游于竹林”，同样包含着竹林在山阳县的意思。

 

　　竹林七贤中虽然山涛年龄最大，但中心人物却是嵇康。关于这点，从《晋书》叙竹林之游于《嵇康传》，可以得到明确的答案。此外，竹林七贤的相识和交往，嵇康也是一个关键的人物。嵇康当初寓居山阳，因家中贫苦，只好靠打铁的手艺维持生计，这就是本传中所说的“初，康贫居，尝与向秀共锻于大树之下，以自赡给”。向秀少时为同郡山涛所知，也许正是因了这个缘故，嵇康与山涛也成了好朋友。竹林七贤中的其他人物，也是在山阳与嵇康相识并着忘言之契的。琅邪王戎与嵇康相识于山阳，相处时间最长，曾自言“与康居山阳二十年，未尝见其喜愠之色。”嵇康与阮氏叔侄相识于何处，史无记载，但从《山涛传》“与嵇康、吕安善，后遇阮籍，便为竹林之游”，和《阮咸传》“与叔父籍为竹林之游”的记载来看，嵇康是在山阳与阮氏叔侄相识的；沛国刘伶可能是嵇康最后结识的一个。《刘伶传》说“与阮籍、嵇康相遇，欣然神解，携手入林，”则刘伶与嵇康相识当是在嵇康与阮籍相识之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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