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自由的思想平台上阅读经典

 

 

 

倡导读经在中国进入现代化进程一百多年来时隐时现，且有不同的动机与效果。实际上，也可以说“读经”的倡导在中国从来未中断过，中国大陆在相当长时间内禁绝读古经，只不过是代之以马、列、毛的“今经”。台港地区则读经声不绝于耳，因为台湾、香港、澳门是极权风暴直径范围之外的几只未被击碎的传统文化“完卵”。

 

台湾皮介行先生发问：“读一些经典，接触二千年无数古人的读经世界，寻找与无数伟大心灵的碰触与神会，难道吃亏了吗？难道你的世界会变小？难道你的智慧会变浅？”显然，皮介行先生是支持“读经活动”的。笔者理解和赞同他所肯定的经典的智慧，却并不表明笔者完全支持“读经活动”。因为皮介行先生对经典的肯定主要是局限在私人空间范围内的，超出这个范围，在社会历史更大的视野内看“读经活动”，笔者另有一番滋味在心头。

 

从长历史、大文化来看公共社会领域，我们又“有”些什么？“无”些什么？

 

我们有“圣人”、“仁君”，有“内圣外王”、“包青天”、“红太阳”。无“公民”、无“中产阶级”、无可以弹劾的“总统”、无可以不听命于党派的“终身大法官”。我们有一条专制主义文化传统（不是传统文化），无一种人生而平等、个人权利神圣不可侵犯的法律制度保证。我们有威权持久的“大一统”，有“圣上”永远的“英明”。无允许信仰自由的“多元化”，无让人有各种“活法”的宽容。我们有“服君”、“服夫”、“服老”的义务。无“自为”、“自在”、“自由”的权利。我们有“父以子继，兄终弟及”的权力世袭传统，无自由选举制度……

 

社会的重建需要一种合力，更为紧迫要做的事很多。“经书”代替不了“法律”，“仁政”无助于“宪政”。自由主义价值体系正是在个人权利基础上各个方面都有周详的主张和设计，这整套具有统合力的方案在中国的实施肯定要“颠覆”中国的专制主义“文化传统”，却并不必然会与中国的“传统文化”水火不相容。

 

鉴于整个民族已有“戾气”和“文化虚脱”，我支持“为收拾迷乱人心”而读点经，在私人领域多讲些修(心)养(性)。但鉴于这个民族饱尝“奴役”之苦，我反对蒋庆先生的“强制”和“牧羊”观：“圣人讲的话、编的书”——经典——就具有先在的权威性，凡人必须无条件接受，不存在凡人用理性审查同意不同意的问题，因为凡人的理性没有资格审查圣人的理性，相反只能用圣人的理性来审查凡人的理性，来要求凡人接受。” “对儿童来说，经典的学习必须进行某种强制，家长老师的严厉要求与督促就是强制。用中国的话来说，经典的学习不能让学生‘放羊’，自由主义的教育理论就是让学生‘放羊’。”鉴于今天的普遍人格道德堕落和精神心灵空虚，我支持为打好“自由社会的根基”而讲些“仁”与“义”。但鉴于权威在中国已持续二千多年，我反对将矫情假义的“仁政”作为新的政治追求。

 

百年前张之洞的《劝学篇》说：“图救时者言新学，虑害道者守旧学，旧者不知通，新者不知本。”百年之后，当自由主义“新学”（引入中国有百年但中断了大半个世纪）再度在中国“言”开之时，人们将如何看待扬言要与自由主义平分言论平台的“读经”新文化保守主义？中国社会的知识者负有更沉重的责任使命：既要图救时“知通”，又要重建道统“知本”；既要抗极权，又要反专制，就因为中国社会拖着一条长长的专制主义文化传统。

 

今天，中华民族的文化精神需要重建，故需要“为往圣继绝学”，但真正要“为万世开太平”，要组织一个完整、合理的现代文明社会，我坚定认为，只有在自由主义价值体系基础上进行新的制度安排是最为有效的路径。“有”了自由主义的思想平台和制度平台，“读经”或会有助于中华民族的道德修善，“无”自由主义的思想平台和制度平台，“读经”恐怕只能延长中国人的“奴隶劣根性”与中国专制主义的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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