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二十年李清照研究述评

其三，关于李清照是否改嫁的争论。宋人笔记中有关于李清照晚年改嫁张汝舟的记载，李清照在《投内翰綦公崇礼启》中又有“猥以桑榆之晚景，配兹狙侩之下材”，“信彼如簧之说，惑兹似锦之言”等语句，所以，历代均有人认为李清照晚节不保，以改嫁张汝舟一事诋毁李清照。明清之时，曾有俞正燮、陆心源为其辩诬。进入新时期以后，这一问题再度引起争论。如刘忆萱针对黄盛璋的观点发表了《李清照研究中的问题:与黄盛璋同志商榷》 （《齐鲁学刊》1984年第2期） 一文，认为黄盛璋提出李清照“晚年改嫁” （分见《李清照事迹考》，《文学研究》1957年第3期;《李清照与其思想》，《山西师院学报》1959年第2期） 的说法是“不符合实际的理解和主观臆测的论断”。之所以会出现李清照“晚年改嫁”的说法，是因为李清照南渡后“写了些托古讽今的政治讽刺诗”， “对统治集团的揭露和批判是极为尖锐的”，所以，有人“借端闺阃”之事来诬陷李清照，其实，李清照并未改嫁。与此同时，郑国弼发表了《李清照改嫁辨正》 （《齐鲁学刊》1984年第2期） 一文，对李清照《报内翰綦公崇礼启》一文进行了逐字逐句的考证，认为“李清照五十岁而犹改嫁，根本不是事实”。与此同时，荣斌也发表了《“清照改嫁”难以否认》 （《齐鲁学刊》1984年第2期） 一文，依据《投内翰綦公崇礼启》“信彼如簧之说，惑兹似锦之言”一语，指出这显然是指媒人的花言巧语。在这一篇文章中，他又从诠释《投内翰綦公崇礼启》中的“怀臭”、“抱璧”、“刘伶之肋”、“石勒之拳”、“谈娘善诉”、“李赤入厕”等典故入手，认为这是“借以说明新夫品质卑劣，与自己无法匹配”，“追悔莫及，唯有涉诉，以求解脱”。因此，荣斌得出了李清照确实曾经改嫁的结论。荣斌的观点引起了时人的注意，黄墨谷发表《为李清照“改嫁”再辩诬:答容斌同志质疑》 （《齐鲁学刊》1984年第6期） 一文与之进行争论，他指出:李清照曾遭“颁金通敌”的诬陷，而“改嫁”说犹如“文革”时的不实报导，属于诬陷之辞。更何况，李清照在《金石录后序》中有“故虽忧患困穷，而志不屈”的誓言，因此，李清照未曾改嫁。张学忠《论李清照的反传统精神》 （《社会科学研究》1998年第3期） 一文则以承认改嫁为前提，认为“改嫁一事绝非李清照的污点，而且又一次证明她藐视礼教的传统世俗观念”。

 

争鸣对于推动学术繁荣有着重要的作用，这两种观点之争延续到20世纪90年代，又出现了新的意见。如靳极苍在《李清照“改嫁”问题的实况和性质》 （《学术论丛》1995年第1期） 一文中针对改嫁说和辩诬说不同的观点指出:李清照并没有改嫁，之所以会出现改嫁说，是因“颁金之谤”出现了错判的“官文书”，以致张汝舟“强以同归”。因此，后人遂提出了李清照曾经改嫁的说法。改嫁说是不能成立的。也就不存在为李清照辩诬的问题。靳极苍的意见虽然是个人的，但从另一个层面看，其论点的支撑点依旧是传统的文化意识在起作用。今天看来，李清照是否改嫁并不重要，如果探讨这一问题的立足点仅仅是纠缠事件的本身，无疑是没有任何意义的，反过来说，如果这一事件的探讨有利于李清照文学成就的研究，那么，则有待于深入、进一步找出证据加以申明。但我们认为，即便李清照确实曾有改嫁一事，那是否就可以说李清照晚节不保呢?是否因此会影响她在文学史上的地位呢，是否会影响对她的人格的评价呢?这些都是不辨自明的事情。

 

二 思想意识及“易安体”研究

 

学术界历来主张南渡是李清照思想变化及词风变化的分界线。靖康二年（1126）四月，金兵俘徽宗、钦宗和宗室、后妃等数千人，并押辅臣、乐工、工匠等及大量财物北去，汴京为之一空，北宋灭亡。此前，在李清照个人生活的经历中又出现了丈夫赵明诚之死的事件。由于这两件事发生的时间相去不远，故学术界认为，国破家亡极大地刺伤了李清照，是促成其思想变化以及词风变化的关键。例如，黄盛璋发表在1959年第2期《山西师院学报》上的《李清照与其思想》一文认为，李清照“前半生生活在北宋四十多年之间”，“生活的内容既是非常贫乏的，同时又是年少负才，没有遭遇到什么大的波折”。而“后期的创作无论在风格与内容上都有了比较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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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改变”，“她的作品不再像青壮年时代那样逞才显能，而由惊词险句一变而为平易浅近”。郭预衡于1961年第2期《文学评论》上发表了《李清照词的社会意义和艺术价值》一文，认为李清照“在北宋亡国之前，对国计民生并不关切”，而在北宋亡国之后，她的作品则“代表了当时特定的历史条件下一个阶层的情绪”。

 

承接这一思想的余绪，新时期以来，研究者对李清照以南渡为界的思想变化进行了广泛的探讨。如以纪念李清照诞辰九百周年（1984年）为契机，20世纪80年代掀起了改革开放以来李清照研究的第一个高潮。在这一高潮中，人们对流行于20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的观点提出了批评。如邓立勋在《试论李清照词的思想与艺术》 （《河北大学学报》1984年第3期）

 

一文中指出:纵观李清照一生，她“既不满于 北宋社会现实的腐败与黑暗”，又“不满于压抑女性的自身命运和生活环境”，因此她具有反抗封建势力的文化精神。王延梯、胡景西在《爱国作家李清照》 （《文史哲》1985年第2期） 一文中，将李清照的思想定性为“爱国”。为此，李东文发表了不同的看法，他在《“爱国词人李清照”欠妥》 （《昆明师专学报》1985年第2期） 一文中列举李清照晚年的作品《端午帖子词》，认为“日月尧天大，璇玑舜历长”、“至尊千万寿，行见百斯男”等为奉承之辞，由此推导出李清照后来做了“阿谀买宠，丧失气节”的事情。这种认识是否稳妥自然是值得商榷的，但它也反映了在改革开放的背景下，研究禁区已经不再存在，每一个人都可以根据自己的理解和认识发表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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