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二十年李清照研究述评

 

李清照有《漱玉集》传世，她流传的作品不多，没有争议的作品只有四五十首，其中一些作品的写作年代与地点仍是人们研究、争论的对象。盛静霞在《李清照〈浯溪中兴碑颂〉写作年代商榷》 （《杭州大学学报》1987年第2期） 一文中认为，李清照的两首诗《和张文潜 韵》的写作年代“至迟在南宋秦桧得势之后”。李清照的《临江仙·庭院深深深几许》中有“人老建康城”一句。宋以来历代总集和《漱玉词》辑本中，《乐府雅词》、《花草粹编》、《历代诗余》、《三李词》都作“人客建安城”;四部丛刊本《乐府雅词》作“人客远安城”;四印斋刻本《漱玉词》、赵万里辑《漱玉词》作“人老建康城”。今人辑注本中，以王仲闻《李清照集校注》影响最大，他认为应该以“建安”为是。为此，有人提出了不同的看法。王蕃在《李清照〈临江仙〉词作于建康说》 （《内蒙古师大学报》1987年第3期） 一文中对《临江仙》一词进行了辨析，认为李清照根本就没到过“远安”和“建安”，这首《临江仙》，就地点说，已指明秣陵城为建康。“就时令说，又言明归春、踏雪、试灯，则此词只能是建炎三年初春在建康时所作。”刘瑜在《李清照〈摊破浣溪沙〉词作年初探》 （《锦州师院学报》1987年第4期） 一文中指出:《摊破浣溪沙》这首词在古代的诗集中均未注明写作年代，今人编的《李清照集》 （中华书局1962年版） ，王仲闻的《李清照集校注》 （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年版） 也未注明写作年代。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编《唐宋词选》 （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 又将此词说成是李清照暮年之作。刘瑜根据《金石录后序》和《摊破浣溪沙》的内容论证，此词应作于建炎三年（1129）“赵明诚病殁之后的闰八月的上旬，地点在建康”。

 

20世纪80年代末，研究者开始关注到李清照在文学史上的地位问题。朱靖华在《李清照词的创作本色》 （《中国人民大学学报》1989年第6期） 一文中认为，李清照的词为“心态词”。说她在词中运用铺叙的描写方法，使她的词类似于今天的“意识流”、“感受流”，所以，她的词在艺术上是“超前”的，在词史上“具有不可取代的地位”。刘乃昌在《论李清照的文化性格及词作成就》 （《济宁师专学报》1990年第2期） 一文中认为，李清照是以“女性本位”写自我而“获得空前成功的第一人”，其词是“贯通南北词坛的一个桥梁”。顾之京在《李清照文学史地位的再认识》 （《河北大学学报》1994年第1期） 一文中认为，李清照是文学史上的一个“特例”，是“女作家中唯一一位卓然杰立于男作家群中而毫不逊色的女作家”。陶尔夫在《李清照:跻身峰巅的女性词人》 （《古典文学知识》1995年第5期） 一文中认为，李清照的作品是“中国古代女性文学的最高成就”，并认为“从《牡丹亭》里的杜丽娘到《红楼梦》中的林黛玉身上都可以看见李清照的身影及其作品的某些韵味”。对李清照文学史地位有较高评价的还有周桂峰《中国古代女性文学的超越与变异》 （《淮阴师范学院学报》1996年第2期） 一文，他认为李清照对后世女作家的影响是不可忽视的，她的文学作品是对“女性文学”视野的“超越与突破”。

 

关于与其他作家的比较研究。改革开放以来，文艺理论多元化结构的形成，使李清照研究的视野更为开阔，为拓展其研究领域，一些研究者从纵横两个方面为李清照研究建立起新的坐标系。如从中国文学发展史的角度，建立了李清照与李煜、陶渊明、李白、杜甫、柳永、苏轼、张耒、秦观、辛弃疾等人的关系;又从世界文学的角度建立了李清照与外国女作家萨福、艾米莉·迪金森、许兰雪轩、勃朗宁夫人、河赫马托娃等人的关系。在这些研究中，分别涉及到作品内容、艺术成就、生活经历等方面，从而拓展了李清照研究的空间。如张文生在《李清照与李煜词的异同》 （《锦州师院学报》1984年第2期） 一文中认为，两家词明显的分为前后两个时期，代表他们成就的作品都在后期;词的真挚自然的感情都通过白描手法表现;他们的词题材广泛，把词从“艳科”中解放出来。相异之处在于:在作品表现的思想感情程度上，后主词较浅，清照词较深;就艺术表现手法而言，后主词较直，惯用赋体，清照词较曲，写得含蓄蕴藉;就作品的章法而言，后主词较疏，多写一时一地的景物，清照词较密，用寥寥几句，写出空间、时间的转换与推移，以及由此引起的人物心情微妙的变化。稍后，赵丽艳《生涯末路共徘徊，无可奈何任落花》 （《齐齐哈尔师范学院学报》1988年第3期） 一文对李煜与李清照后期词作的意境进行了比较性的研究，赵文指出:后主词“多为抒发一种单一的定性化的情感，词中意象呈现出静态的 特征”，“易安词所描摹的却是一种流动的、曲折的情感变化轨道，词中的意象也随之产生一定的动态变化”。如果说李煜的抒情是“直泻而出的激流”，那么，易安词便是“流转潺潺的清溪”。金振华在《柳永与李清照歌词之比较》 （《苏州大学学报》1994年第1期） 一文中认为，柳永词内容广泛，“落魄之苦、羁旅之愁、歌女之情、风物之作”，无不一一具有。清照词多反映“闺阁之情、相思之苦、飘零之愁、家国之恨”，内容大多考虑到自己的切身。韦玲娜在《苦难时代女性的生命悲歌》 （《学术论坛》1999年第4期） 一文中认为，李清照与明末清初女词人徐灿在生活道路、爱情生活、人际遭遇方面颇为相似:同样的生于并嫁入名门望族，同样的伉俪情深，同样的生逢乱世、身处改朝换代、民族矛盾尖锐的变乱时期。所以，她们的许多词都表现出“抒沧桑黍离之悲、历史兴亡之感、生死离别之痛的亡国悲音”。谭大立在《一样痛苦，两种风格》 （《社会科学》1986年第7期） 一文中，将李清照的词与美国19世纪女诗人艾米莉·迪金森（1830—1886）的诗进行了比较，认为两人的作品都有一个明显的巨大转折点:李清照的作品是以1127年南渡为界，迪金森的作品则以1862年她所暗恋的有妇之夫查尔斯·韦兹华绥牧师从她所居住的费城调往旧金山为界。她们后期的作品同是描写因精神十分痛苦而放弃生活乐趣，李清照表达得婉转而含蓄;迪金森表达得平直而激烈，她用“刺瞎自己的双眼，在那旭日东升的时候”来表达自己弃世的决心。李清照的词表现的是“含蓄美”，“一种运动平和，节奏缓慢，词尽而意未尽，令人回味无穷的阴柔之美”;迪金森的诗体现的是一种“有力的壮美”，“一种运动激烈，节奏急促，话说到极顶，诗尽而言尽的震撼人心的阳刚之美”;韩国学者朴现圭在《许兰雪轩与李清照之比较》 （《文史哲》1997年第6期） 一文中，从许兰雪轩与李清照两人的家门、文学才气、婚姻生活、末年生活、作品的感情等方面进行了比较，认为朝鲜作家许兰雪轩与李清照有许多相似之处:名门望族的出身，较优的文学素养，不幸的末年生活，使两个作家都在作品中“托物寄情，陶醉自己，扩大自己”。不同的是许兰雪轩通过诗“想极力摆脱现实，沉醉于游仙世界，寄希望于死后的理想世界”;李清照则通过词“既回想过去，又正视现实，并不完全沉湎于理想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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