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意作品中那些容易被忽略的缝隙

鲁迅的《伤逝》发表于1925年，是一篇抒情意味很浓的小说，情节很简单。涓生和子君相爱，勇敢地冲破世俗的偏见，我行我素就同居了。但他们的结合为社会所不容，生活也碰到很大的困难。后来涓生的感情发生变化，终于向子君明白说出他已经不爱她了。子君无所依持，在绝望中默默死去。涓生在悔恨中挣扎，希望能觅得新路，但前途渺茫。类似的写青年男女恋爱题材的小说，在五四时期和1920年代非常流行。但和流行写法大相径庭的是，鲁迅并不讴歌自由恋爱，而是为五四式的爱情唱起了挽歌。这篇小说情节比较简单，但涵义复杂，历来有各种不同的解释。我们可以从中看到现代小说的某些特点，包括结构、叙事角度等方面的特点，并领略鲁迅小说的艺术风采。

应当怎样来读《伤逝》呢？比较常见的读法，是偏重作品思想内涵的发掘。许多研究者就认为，《伤逝》写的是五四一代青年的精神追求及其困境，一方面，揭露了当时黑暗的专制的社会如何迫害着子君涓生们，另方面，又表现了子君涓生们的脱离实际以及心灵的软弱、空虚。过去比较公认的观点是：《伤逝》对五四思想解放潮流有反思。五四时期提倡“易卜生主义”，也就是个性解放。但鲁迅考虑更实际一些，认为个性解放终究不能离开现实，所以《伤逝》中才有这句警策之语：“人必生活着，爱才有所附丽”。评论家进一步的解读便是：鲁迅在借《伤逝》来思考“娜拉出走之后会怎样？”子君涓生故事的意义是在诠释中国式“娜拉”的命运。

以上这种读法的确能看到作品的社会意义，但不一定能结合小说艺术特征对作品的独创性做出更细腻的剖析。这些年来，对于《伤逝》的解读又有许多新的角度与方法，细读是其中一种。所谓细读，一般是在对文本的认真阅读分析过程中，细致体察作品的象征世界，寻找作品情感或思维展开的理路，往往质疑既定的评论，还特别在意那些容易被忽略的缝隙与矛盾。我们可以尝试一下看看这种阅读方式是否更有利于打开思路，深化对作品的了解。

我们就从小说的第一句话开始。这句话是主人公涓生“手记”的开头，也就是他的表白吧：“如果我能够，我要写下我的悔恨和悲哀，为子君，为自己。”一般第一遍阅读，对这句话可能不太在意，如果读完全篇回头琢磨，就可能有疑问：写下悔恨与悲哀为什么要以“如果我能够”作为前提呢？难道会有什么原因“不能够”吗？这时，细读就发现“缝隙”了：涓生是否真的完全写下了他的悔恨与悲哀，还要打个问号。当涓生听说子君已经死去时，是痛苦与悔恨的，但悔恨的不是抛弃了子君，结果导致子君的死，而是不该“将真实说给子君”，恨自己“没有负着虚伪的重担的勇气”。从作品描写的事实看，同居之后不过两三个星期，涓生“逐渐清醒地读遍了她的身体，她的灵魂”，感觉就悄悄改变，有“所谓真的隔膜了”。小说中大部分篇幅其实就是涓生回忆他对子君感觉的“变化”，也是感情的淡化。如同他自己所慨叹的：“人是多么容易改变呵！”小说情节的发展表明，涓生其实已经不爱子君了，即使他不向子君明确表白，悲剧也要发生的，“只争一个迟早之间”。但涓生始终没有从自己感情变化这个“根”上责怪过自己，而对他的潜意识做些分析，我们看到他是厌倦子君的，所以他的悔恨是有限的、不能完全说出缘由的。小说开头那句话其实早就打了埋伏，暗示了整个悲剧的发展。

如果进一步细读，可以发现悲剧的原因很复杂，起码比前面那种从社会外部原因的解释要复杂得多。这对年轻情侣同居之后，因为失业，经济困难，这确实是促使他们感情破裂的外在因素，所谓“贫贱夫妻百事哀”吗！但我们是否也可以这样反驳说，真正的爱情不会因为生活拮据而夭折。那么很显然，悲剧起于涓生的情感之变。问题是，导致涓生厌倦子君的原因到底是什么？是同居之后“川流不息”的琐碎生活逐渐淹没了爱的激情？是子君从浪漫走向平庸？是这对年轻人尚未真正建立家庭的准备？是男人常见的毛病？好像都有一点关系。所以小说是很真实的。再用细读分析涓生这个人物，发现他的厌倦尽管可以找到各种解释，但骨子里还是自私，而且从他的表白看，其悔恨“不能够”彻底，也是因为他终究未能直面这种深藏的私心。只要认真分析，我们不难体味到作品对涓生有一种道德层面的谴责。

非常有意思的是，这种谴责不是由作家直接表露，而是通过作品所精心经营的叙事结构来达致，读者从自己的阅读中可以很自然去体会和接纳。这也可以做一番对叙事结构的细读。《伤逝》采用的是第一人称“手记”的形式，其中的“我”就是涓生。涓生的悔恨中带有许多他自己的体验和感觉，甚至还有潜意识，而这些都用很“个人化”的手记形式呈现出来。这回忆的过程也可看作是涓生的“表演”吧。整个小说都是“伤逝”，是涓生的追忆，重点是回忆感情如何从高峰走向低谷，包括涓生对子君“变化”的细微的感觉。但这全都是涓生自己一人的回忆与感觉，小说中的子君始终是不在场的、被动的、“失语”的。细心的读者会发现，涓生的悔恨显然只是出于涓生的立场，因此是打了折扣的，是不彻底的，他毕竟未能也未敢触及私心。于是，对涓生的道德谴责也就油然而生。这就是为什么读者会更多同情子君的原因。表面上其中的“我”（涓生）是叙述者，其实小说作者是隐藏着的另一叙述者，两者的立场显然是有差别，有距离的。这种距离就可能在阅读中产生观照，引发对涓生行为的观察、思考、批评与谴责。潜隐的叙述者有意让表面的叙述者（涓生）的悔恨记录（手记）不那么“完整”，留下某些矛盾与缝隙，让细心的读者再深入发现其中的奥妙，想象涓生到底是什么样的人物？他的内心世界到底怎样？他的所为哪些值得同情，哪些应当批判？这样，我们就走进了人物的复杂而鲜活的内心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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