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典的“三步阅读法”

经典的“三步阅读法”

12-20 17:47:04  浏览次数:121次  栏目:语文教学反思

学习《天狗》一诗,要知道一点关于《女神》的知识。这本诗集初版于1921年8月,收诗56首,其中许多作品发表的时间正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高潮期。如《天狗》就发表于1920年2月上海《时事新报》的副刊《学灯》。关于《女神》的评论非常多,这里不妨介绍一下周扬的评价,比较有代表性。周扬说,《女神》虽然不是最早的白话诗,却是“比谁都出色的表现了五四战斗精神。在内容上,表现自我,张扬个性,完成所谓人的自觉,在形式上,摆脱旧诗格律的镣铐而趋向自由诗,这就是当时所要求于新诗的。这就是五四精神在文学上的爆发。在诗的魄力和独创性上,他简直是卓然独步的。”周扬还用 “暴躁凌厉之气”来概括“五四”精神,认为这也就是《女神》的时代精神和最主要特色。(见周扬《郭沫若和他的<女神>》,1941年11月16日《解放日报》)这些评论有助于我们理解《女神》包括《天狗》的内容和精神气质。

文学史通常认为《女神》的价值除了开一代诗风,还在于创造了一个“大我”,也就是自我抒情主人公形象。这个形象当年曾经那样激动了一代青年,曾拥有无数“燃烧点相等”的读者。这个“大我”首先代表了觉醒的中华民族。如《凤凰涅槃》就是对我们这个古老民族再造新我的期盼与颂赞。《女神》的“大我”形象还是勇于反抗破坏、自由创造的时代新人,其身上体现出觉醒之后大胆地自我剖析、自我否定,又自我尊崇、自我扩张的特点。所以不难理解像《天狗》这样的作品,为何要爆发出那种超越一切、破坏一切、绝端自由、迎对万汇的情绪,为何采用那种自由质直、直抒胸臆的方式,唱出雄强而不免粗野的“男性音调”。

《天狗》写于1920年2月初,那时“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影响正在全社会辐射,郭沫若也处在他的创作高峰期。后来他回忆说,“在1919年与1920年之交的几个月间,我几乎每天都在诗的陶醉里。每每有诗的发作袭来就好像生了热病一样,使我作寒作冷,使我提起笔来战颤着写不成字。我曾经说过,诗是写出来的,不是做出来的。便是当时的实感。”这段话可以让我们了解《女神》包括《天狗》的写作状态。我们现在接触《天狗》,可能会感到有些怪异,难于欣赏它的内容和表现形式。这牵涉到如何阅读文学史经典的问题。对于像《女神》这样带有强烈时代色彩的作品,只有尽量“设身处地”地反顾历史现场,消除历史隔膜,才能领略其特有的艺术价值。建议最好用“三步阅读法”。第一步是“直观感受”,先不要受到理论干扰,直接用自己的感觉体验去触摸作品,获得最初的整体印象。举《天狗》为例,初读此诗,第一印象可能是狂燥、焦灼。那超验的形象、按捺不住的情绪、反复旋转的急遽的呼喊,和那短促的简直让人喘不过气来的句式,都给人一种异乎寻常的冲击:如同热锅上的蚂蚁,恨不得把宇宙的一切都全给一口吞了,“我便是我”了。又仿佛自身储有无穷的精力能量,简直就是拥有“全宇宙Energy 的总量”;这才要飞奔,要燃烧,要狂叫;一时找不到宣泄的渠道,憋得难受,只得匪夷所思,要在自己的脑筋、神经或脊椎上飞跑。这是诗歌所表达的情绪所直接造成的对读者的冲击,也是读《天狗》一般能得到的“第一印象”。

获得“第一印象”之后,还不急于作理论的归纳,最好转入第二步,即“设身处地”,尽可能与你所想象和理解的“历史现场”融合起来。可以想象自己也正处在“五四”时期,是刚跳出封建思想牢笼的青年,非常自信,似乎整个世界都是可以按照自我的意志加以改造的;但同时又可能很迷惘,不知“改造”如何着手,一时找不到实现自我、发挥个人潜能的机会;一方面觉得“我”很伟大,威力无穷,另方面又会发现“我”无所适从,这便产生焦灼感,有一种暴躁的心态。有了一些历史的现场感,对诗中所抒发的那种狂放的情绪与心态,乃至那似乎怪异的表达形式,就会有能够融进去的感觉和认同。这样,原先所得的“第一印象”也就更有了着落,并在与历史想象的融会中调整,升华。

接下来要做第三步才是“名理分析”。比较理性地思考原先阅读中直接获得的“第一印象”,到底跟《天狗》的形象、情绪、节奏等等因素有何关系,并进而分析《天狗》所表达的那种火山爆发式的内发情感,是如何充分代表和满足了“五四”青年的普遍心态的。这样就把郭沫若诗歌产生的历史氛围、思想艺术特征,与同一时代读者迷狂般接受郭诗的热烈状况都结合起来,所做的是整体性的分析。这种分析自然会注意到“五四”时期那种暴躁凌厉的普遍社会心理,阅读《女神》既找到了情绪的宣泄口,这阅读行为本身也就成为一种时髦,一种反叛。这样,“读者反应”本身也丰富、加强或改变了《女神》和《天狗》所诱发的氛围,并在事实上共同塑造着郭沫若和《女神》的“神话”,郭沫若和他的《女神》也就成为一种时代精神的象征。

《女神》中的诗,的确有许多显得散漫、太直、太坦露,是很粗糙的。如果光凭直觉印象,或者径直就做理论分析,可能就进入不了作品的世界,甚至会简单地认为这并不成功。然而着眼于对作品的整体审美,并凭着历史的想象,尽量回到“五四”当年,感受那种极富时代色彩的阅读风气,那么这些“粗糙”便可能另有一种痛快淋漓的效应,甚至也是一种不可重复的特殊之美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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